学习：书本；工作：书本；休息：书本。娱乐和消愁解闷呢？仍然书本。与众蒙难之际，所受的惩罚除种地伐木挨斗争之外，还是奉命苦读书本，有时读得冤屈难伸、愁肠百结，埋头（不敢举眼）问天。总之，从小蛀虫到老蛀虫，书本铺就了一生的路。回头望去，读书等闲事，而且，恐怕许多别的人也是这样的罢，而且读得认真，绝不像我一味乱翻书。我的这种经历寻常之至。
虽然，其间也有难忘的记忆，犹如沙漠中得饮清泉。
文革后期，大革命已成鸡肋、欲罢而暂时未罢之际，我成为半自由之身时，偶然从同事某君那儿偷偷借来一本书。书皮已然失落，大约是辑刊之类；编辑和出版者的名字是有的，不过我已忘记。要点是其中有钱锺书先生的“林纾的翻译”一文。翻译一途，斯时于我已是绝路，但总是有几分难舍；林译有一些是少年时期读过而且喜欢的，例如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和《块肉余生录》（“块肉”一词当时不免茹毛饮血，是后来才逐渐明白的）。由此而来的兴趣促使我展卷即读，随即不能释手，随即从欣赏到赞美到惊叹：世间竟有如此渊博的学者！各种感想于是在阅读之际纷至沓来，譬如说我不指望自己曾读、善读而且善用如此浩繁的学术著作，只要曾经知道这么众多的书名也就该知足了；譬如古人的自嗟自叹：见西施之容而归憎其貌；譬如曾卓四十年代的诗句：曾试饮一口爱情的酒，狂喜着沙漠中发现了清泉！（引文多半出入，请诗人原谅。）
书是某君的，勉强借给时叮嘱过不可外传，不可遗失，定要归还。可是我舍不得，我必须在自己的沙漠中留下这一泓清泉，不时掬饮，不时照影。于是找个大笔记本，动手来抄。读书人抄书在古典中国是传统也是美谈；小学和中学时代作为国语和英文课作业我也曾抄过课文，深受其益。但我疏懒成性，自幼就怕习字，虽然严父鞭挞、良师教训（包括著名的书法美术家谢孝思教授，早年是我的校长和老师），终于写一手蹩脚的字。但那也顾不得了。那个时代时兴的是焚书坑儒；爱书，可你到哪儿买去？不过，抄自有抄的好处：事隔二十多年，我仍旧熟悉那篇文章，需要时（例如去年写一篇关于信达雅的论文之际）晓得往哪个部分去寻章摘句。当然，如今我手里的该文版本已经一共有四个，除原抄者外，一是《旧文四篇》，一是《七缀集》；还有一个也是手抄的。当时黑龙江大学英语系成立翻译教研室，我们几个人收集窃以为经典的论述，钢板蜡纸，刻印为集，作为指导翻译工作的原则，其中以鲁迅先生的论述为主，也包括“林纾的翻译”。此刻翻开来看，识得是至友吴承梅君笔迹。一文而拥有四个版本，我觉得富裕，虽然我远非版本学家。《钱锺书集》而今面市，当代人是幸运的，但我们也曾有过自己的不同的幸运。借屠格涅夫《贵族之家》中一位人物的话来说，我羡慕你们，但决不嫉妒。
八十年代进入社科院，这才听说钱先生的人品、识见、学问、文章；也才得知钱先生是我们的副院长，私下很以为荣；这种念头钱先生可能会皱眉一笑的罢。汉英翻译中偶有涉及《管锥编》的文字，去信求教，钱先生也曾片纸作答。但我困于斗室，终竟无缘得识，以为憾事。钱先生有著名的幽默话说，吃了鸡蛋，未必一定要见母鸡。我斗胆反问：如果所见不是鸡蛋而是五彩的凤凰蛋呢？
哲人已逝，文章风采依然照人。谨书此为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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